文｜陳承宇博士
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開發試點洪水橋／廈村項目，近期順利完成招標。由中國海外、信和置業、京東集團等六家企業組成的財團成功中標，項目總投資約 168 億港元，預計可創造超過 6,000 個就業崗位。官員將這次招標成果形容為一場「雙贏」：一方面撬动私人市場資本入局，另一方面減輕政府直接現金投入的財政負擔。
不過，北部都會區的建設，從來不只是土地平整、樓宇興建的工程任務，更是對香港整體治理體系系統韌性的一次全面壓力測試。所謂系統韌性，就是一套制度面對工程量急增的外部衝擊、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結構制約，以及政策迭代滯後產生的制度摩擦時，依然能夠守住核心公共目標，並在挑戰之中自我調適、持續進化的能力。站在這個角度觀察，這份亮眼的招標成績背後，仍有若干不容忽視的深層訊號值得社會審視。
市場參與的溫度差：避免資本結構單一化風險
回顧洪水橋片區前期意向徵集，當時一共收到 22 份意向書，當中超過六成為港資企業；但到正式招標階段，僅遞交兩份標書，當中港資僅餘兩家。意向與投標之間的巨大落差，反映本地商界對大規模片區開發，普遍抱有審慎保留的態度。
今次中標財團呈現「五中一港」的格局，五家為央企及中資背景企業，僅一家為港資，這也帶出一項系統性隱憂：發展過度依賴單一類型資本，本身就是一種結構脆弱性。隨着粉嶺北新發展區預計於今年底啟動招標，倘若後續項目繼續維持國企主導的局面，北部都會區的市場多元韌性便會迎來嚴峻考驗。
要釋放更多市場力量，政府可考慮建立階梯式參與機制，容許發展商以模塊化模式分拆參與片區開發。把巨型項目拆解成不同板塊，降低單一財團的資金門檻、風險敞口與週期壓力，讓更多本地大小企業有機會入局，豐厚市場參與的層次，避免大型開發過度集中於少數財團。
產業布局：從龍頭落戶走向共生產業生態
京東集團將進駐洪水橋興建現代物流中心，無疑是產業招商的正面突破。但一間龍頭企業落地，不等於完整產業生態就此成型。北都發展真正的挑戰，不在「引進大企業」，而在從單純招商引資，升級到產業生態構建。
政府應牽頭搭建合作平台，推動進駐龍頭企業對接香港本地中小企業與各類專業服務行業，促成上下游產業鏈的對接協作，建立大企與中小企互惠共生的網絡。如果僅僅依賴個別企業獨自運作，縱然有重磅項目進場，也容易淪為孤立的產業節點，難以帶動廣泛的本地產業增值與就業輻射效應。
人力供給：破解建造業代償困局，推動人才制度閉環
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早已坦言，伴隨北都建設步入高峰期，建造業人才缺口將會愈發突出。現實的制約十分清晰：本港建造業工人平均年齡已經達 46 至 50 歲，過去五年新增註冊技工人數，較十年前下滑接近三成，人才補充速度遠遠追不上工程擴張的需求曲線。
洪水橋項目帶來 6,000 個就業崗位，但若沒有一套與建設節奏同步的人才培育體系，新增只會加劇行業互相「搶人」的惡性競爭，而非真正緩解人力瓶頸。這正體現筆者過去提出的「代償響應」現象：系統某一環承受巨大壓力時，其他板塊被迫超負荷運轉，長遠積累隱患。
業界已有值得參考的先行實踐。駿傑集團主席莊峻岳介紹，集團透過「一拆二、二拆四」師徒制做長遠人才儲備，推動工人「一兼多職」，鼓勵考取多個專業牌照，旗下工人平均年齡維持在 42 歲。政府可在此民間經驗基礎之上，聯同建造業議會搭建完整的跨工種技能認證體系：由職業教育課程設計、持續在職培訓投入，到多行業多技能認證標準化，三者互相扣合，形成制度閉環。基建先行之餘，人力升級必須同步推進，否則再宏偉的藍圖，都會埋下未來系統失靈的隱憂。
財政融資：建立壓力測試，落實 PPP「借腦」而非只「借錢」
為應對大型基建開支，政府已把兩項債券計劃借款上限提升至 9,000 億港元；今年 5 月發行合共 276 億港元的綠債及基建債，錄得約 8.6 倍超額認購，反映市場對香港基建債務的認可。
然而放眼未來五至六年，北都潛在開支高達 3,600 億港元。立足系統性思維，社會需要理性追問：一旦遇上全球息口波動、外圍地緣局勢轉變，現有融資渠道是否仍能維持通暢？
對此有兩項具體建議。第一，政府設立財政壓力測試機制，定期模擬經濟下行、賣地收入大幅收縮等極端場景，評估公共財政承受能力，提前做好風險緩衝。第二，由發展局牽頭成立 PPP 專責辦公室，統一制訂合約範本、標準化風險評估流程，建立清晰的爭議調解機制。必須認清，PPP 模式的核心價值，絕非單純向市場借錢填補開支，而是「借腦」—— 把私人市場的商業效率思維，和公共發展的長遠利益做制度層面的對沖平衡。
制度創新：由「盆景」走向「森林」，兼顧發展速度與社會和諧
《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》已經提交立法會首讀，這是香港首次為單一區域發展專門立法；草案亦計劃在河套香港園區推出「白名單」，便利跨境人員流動。但河套園區僅 87 公頃，面積遠遠不及整個北部都會區。倘若各項制度突破只局限於個別地點，就只是觀賞式的「盆景」，而不是能夠普惠整片區域的「森林」。
要把制度紅利由點擴散到面，筆者再次建議成立由行政長官直接領導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管理局，賦予其三大核心職能：全域規劃統籌、跨地跨境協調、創新監管落地。可先於河套試行「專精特新企業認證與服務體系」，隨後逐步把人員通關、數據流動、物資調配、資金跨境流動等便利安排，輻射至整個北都範圍。
與制度改革同樣重要的，是發展速度與社會和諧之間的平衡。2026 年 6 月洪水橋第二期收地行動，有超過 40 戶因為資格問題無法獲得安置，反映土地徵收環節依然存在複雜挑戰。中華總商會亦提醒，祖堂土地牽涉厚重的宗族歷史與錯綜的法律關係，程序簡化絕不能操之過急。如何在推進建設的同時妥善回應不同持份者的權益訴求，考驗政府的治理智慧。
北部都會區的挑戰，會散落在各個環節：市場信心的冷熱落差、產業生態結構的單薄、人力世代斷層的隱憂、公共財政的風險缺口、制度創新的推廣瓶頸。發展過程出現縫隙與問題並不可怕，關鍵在於制度是否預留足夠空間，讓問題被看見、被討論、被修復。
未來五年，北都將迎來決定性階段，社會需要持續叩問三道命題：怎樣恪守財政紀律，同時保障建設進度？怎樣善用市場力量，同時捍衛公共利益？怎樣提速發展步伐，同時化解社會矛盾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呼籲市民積極參與五年規劃及《施政報告》的公眾諮詢，筆者對此深表認同。
北部都會區從來不僅僅是政府的工程，更是全社會的共同事業。唯有我們不止滿意一紙招標成績，轉向持續的系統診斷；不止停留在官方單向定性，擴大多元持份者參與，這份宏偉藍圖，才能真正轉化為香港邁向由治及興的堅實步履。
